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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龙桥(qīnglóngqiáo)火车站日军营房旧址

京张铁路八达岭隧道(suìdào)地堡

北京现存已知唯一的侵华日军(rìjūn)摩崖刻石获得法定文物身份；被发现的日军兵营(bīngyíng)和碉堡让京张铁路(tiělù)的历史留存更加多元；新近被发现的一处“地道战”遗迹原址建馆保护……近十年来，在(zài)文物部门与文保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，北京地区新增多处抗战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，让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遗存(yícún)逐渐进入公众视野。

在历次文物普查的基础之上(zhīshàng)，北京的抗战时期“文物拼图”逐渐变得(biàndé)更加清晰与完整。

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(jìnrì)实地走访，探寻这些新增文物背后(bèihòu)的故事。抚今追昔，让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抗战历史变得触手可及。

三处(sānchù)日军建筑被认定为文物

在丰台区程庄路(chéngzhuānglù)东侧，由于行道树和地锦草的遮蔽，很少有人注意到程庄路16号院的外墙间，矗立着一座圆柱形碉堡(diāobǎo)。这座建筑由砖块垒砌，上下二层分布有射击孔(kǒng)，但随着时代变迁，碉堡第一层的射击孔已被封堵，但还能看到往昔的结构。钉挂在外墙的文保牌显示，丰台区文委(wénwěi)在2016年将(jiāng)这座建筑认定(rèndìng)为普查登记文物，定名为“程庄路碉堡”，但文保牌上并无更多的介绍，为这处抗战遗存增添了(le)一丝神秘感。

程庄路(chéngzhuānglù)碉堡(diāobǎo)是何人所建？据《北京抗战遗存》一书记载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侵华日军(rìjūn)在丰台镇铁路北侧(běicè)至大井村修建(xiūjiàn)仓库，系军用物资储备及调运场所，被当地民众称之为“西仓库”，而程庄路碉堡正是西仓库遗迹的一部分。经文物部门调查，程庄路碉堡下层为日军修造，上层为中国军队后期添建。

“文物部门将程庄路碉堡认定为文物，明确了西(xī)仓库的历史地标。”据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(xiéhuìhuìyuán)陈新辉介绍，程庄路碉堡并非孤本(gūběn)，在河北省邢台市、河南省焦作市、内蒙古(nèiménggǔ)包头市都保留有相同形制的砖碉，均为侵华日军修造，可见系日军标准化施工建造的军事设施。

相比程庄路碉堡，位于延庆区的(de)“京张铁路八达岭隧道地堡”的文物介绍更加详实(xiángshí)可考。这处地堡位于八达岭隧道北洞口(dòngkǒu)外山坡上、詹天佑纪念馆院内，由毛石垒砌，俯视呈八边形，高出地面约(yuē)1.5米，内部净空高度约1.9米，7个射击孔高低错落分布(fēnbù)，与附近的主堡形成交叉火力配置。

詹天佑(zhāntiānyòu)纪念馆设置的说明牌显示(xiǎnshì)，1939年(nián)至1945年间，日军为控制宣化、大同等地的矿产资源，在京张铁路沿线修筑了兵营、炮楼、碉堡等军事设施，其中包括詹天佑纪念馆院内的地堡。抗战胜利后，这座地堡荒废多年。随着国家文博事业(shìyè)发展，詹天佑纪念馆工作人员于2023年向延庆(yánqìng)区文旅局(lǚjú)递交了《不可(bùkě)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表》，经延庆区文旅局实地走访、组织专家论证、公示无异议后，2024年4月1日该地堡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。

八达岭隧道地堡获得法定文物身份，不仅充实了抗战(kàngzhàn)文物的家谱，还让京张铁路的遗产类型更加多元。相同情况还出现(chūxiàn)在青龙桥车站(chēzhàn)，作为(zuòwéi)京张铁路的“咽喉”，青龙桥车站系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，站内还遗存有日军修筑的营房。

2019年，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对青龙桥车站的(de)日军营房进行了文物认定，并实施修缮加固。“此次文物认定，充实了青龙桥车站的历史(lìshǐ)构成，也为这一(yī)遗产点日后开放、利用(lìyòng)奠定了基础。”延庆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说。

幸存地道战遗址(yízhǐ)升级为博物馆

说起地道战，大多数人会想到焦庄户(jiāozhuānghù)。鲜为人知的(de)是，抗战时期，在大兴区(dàxīngqū)庞各庄镇也有约上百公里的地道网，其中一处至今还保留着。2023年5月4日，大兴区人民政府认定“王场村抗战地道及建筑遗存”为区级(qūjí)文物保护单位(dānwèi)。这处(zhèchù)文物反映了抗战时期，大兴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采用地道斗争的方式，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史实。

近日，北青报记者来到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场村看到，在一片麦田(màitián)中，坐落(zuòluò)着“北京王场村地道遗址博物馆(bówùguǎn)”，馆内真实的地道遗迹，已由棚屋保护，可供游人参观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大兴位于平、津、保三角地带的北部，因地处平原无险可守，常遇敌人“清剿”。1943年至1944年，当地村民将白薯窖改造成能容纳(róngnà)一两个人的地洞(dìdòng)。后来，各家各户(gèjiāgèhù)将地洞连接起来，平南地区的地道由被动防御状态转变为能藏、能走、能打的地道网络。如今，遗址所在的院内还(hái)复原了一段20多米长(zhǎng)的地道，观众可亲身体验地道结构。

据大兴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杨景波介绍，王场村通过宣传(xuānchuán)红色文化和抗战历史助力乡村振兴，王场村地道遗址博物馆自去年建成后，平均(píngjūn)每日参观(cānguān)人数100人左右，已经成为一处独特的红色地标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经过(jīngguò)近一年的闭馆整备，位于顺义区龙湾屯镇的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，于今年5月重新开放，展览面积达1500平方米，展品数量增至187件(jiàn)，均较以往翻倍。除了传统图文展示，馆内(guǎnnèi)还增设多个互动(hùdòng)装置，观众只需点击名为“游击战术制胜法宝”的触摸(chùmō)展示屏，麻雀战、地雷战、地道战等敌后(díhòu)游击战术便会逐一呈现。

群众为抗战(kàngzhàn)文物拾遗补阙

文物(wénwù)普查并非政府部门的(de)“专利”。文化部于2009年(nián)颁布施行的《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为民众参与(cānyù)文物普查开辟了路径。《办法》规定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完善制度，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(zǔzhī)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挥作用。在这一制度设计下，一批文保志愿者积极参与文物保护事业，并为官方的文物普查工作“拾遗补阙”。

在房山区凤凰山上有一处刻石(kèshí)，上刻(shàngkè)“七八一佐藤山昭和(hé)一二八二九占领(zhànlǐng)”，其中“七八一佐藤山”疑为部队番号和军队首领姓氏，“昭和”即日本(rìběn)裕仁天皇的年号，“昭和一二八二九占领”即为1937年8月29日占领。今年(jīnnián)3月，房山区河北镇人民政府在刻石旁设置游览提示牌，明确这处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”为房山区普查登记文物，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铁证。

位置偏僻隐蔽的(de)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(móyá)刻石”，是如何获得法定(fǎdìng)文物身份的？这与(yǔ)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密不可分。2017年(nián)11月20日，文史学者(xuézhě)马志璞就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”向房山区文委递交《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表》；2018年10月24日，房山区文物保护所组织专家实地调查；2020年1月13日，房山区集中公布了14项普查登记(dēngjì)文物，其中包括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”，这是北京地区现存已知唯一的日军记功摩崖刻石。

群众参与文物(wénwù)(wénwù)(wénwù)普查，还出现(chūxiàn)在京张铁路康庄(kāngzhuāng)(kāngzhuāng)车站。时间回到2018年，铁路文化学者王嵬就(jiù)康庄车站建筑群的历史价值、艺术价值、科学价值整理成《不可移动文物认定(rèndìng)申请表》递交至延庆区文物部门。随后，延庆区文物部门组织专家对康庄车站建筑群进行调研；2019年，康庄火车站建筑群（康庄铁路党支部旧址）被公布为普查登记文物。2023年，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完成(wánchéng)了“康庄车站建筑群修缮及周边环境整治工程”第一期，更好地呈现出建筑文物的特色与价值，为今后的文物展示、利用奠定了基础。而康庄车站，还见证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
南口(nánkǒu)战役研究者杨国庆告诉北青报记者，1937年日军(rìjūn)(rìjūn)侵占平津后调兵攻打(gōngdǎ)南口，欲入侵山西、绥远等地(dì)。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三军等抢防南口，在上百华里的地域布防6万多官兵(guānbīng)。“1937年8月8日南口战役打响后，部分中国军队在康庄车站(chēzhàn)下火车，再急行军奔赴陈家(chénjiā)堡、石峡、黄楼院等地阻击日军，康庄车站成为运兵、运物的枢纽。”杨国庆认为，作为京张铁路的重要车站、南口战役的历史地标之一——康庄车站获得文物身份，会为抗战遗存赋予更多的历史内涵。

抗战文物认定可(kě)随时开展动态增补

对话人：北京市(běijīngshì)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

北青报：您(nín)如何评价北京抗战时期文物的保护现状？

刘卫东：1949年以后，我国(wǒguó)已(yǐ)开展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，现正在进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。

通过历次文物普查，北京市域内绝大多数抗战遗迹已被官方认定(rèndìng)为(wèi)不可移动文物，受到文物保护法保护。2024年7月18日，北京市文物局还发布了“关于(guānyú)开展不可移动抗战文物专项调查工作的(de)通知”，历次文物普查认定的抗战时期(kàngzhànshíqī)文物也为去年开展的专项调查奠定了基础。接下来如有新发现，可随时开展文物认定、动态增补。

北青报(běiqīngbào)：您参与的抗战时期文物的认定有哪些？

刘卫东：文物认定是(shì)指文物行政部门将具有历史、艺术(yìshù)、科学价值的文化资源确认为(wèi)(wèi)文物的行政行为。2018年，我以专家身份参与房山区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”的文物认定工作。这原本是日军炫耀武力征服的产物(chǎnwù)，随着(suízhe)日军战败、时代变迁，它逐渐(zhújiàn)演变为我们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的实物资料。这件刻石能够成为法定意义上的文物，要感谢民间学者马志璞，他不辞辛苦调查这处山野刻石后，向官方递交了《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表》，之后在房山区文物部门的组织下，我们一起上山踏勘，最终将此刻(cǐkè)石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。

北青报：对于抗战时期的罪证类遗迹，您如何看待(kàndài)？

刘卫东：“侵华日军(rìjūn)记功摩崖刻石”被认定为(wèi)(wèi)文物(wénwù)之前，在北京地区的历次文物普查(pǔchá)中，已有(yǐyǒu)侵华日军修筑的碉堡、飞机堡、兵营等建筑遗存陆续被认定为文物。从我们的视角出发，这类文物建筑也被称为罪证类遗迹。作为文物工作者，保护日军遗迹绝非颂扬侵略，而是(shì)因为(yīnwèi)这段历史不容忽视。这些遗迹既(jì)是日军的遗存，也是真实的历史地标，为我们研究抗战历史、社会变迁等提供了参考依据。2024年(nián)，延庆区文物普查队在京张铁路三堡车站周边，还发现长约300米的紧急避险钢轨，系1939年侵华日军修建，媒体对此新发现还进行了报道，这类文物不仅与抗战相关，而且让京张铁路的遗存更加丰富。

北青报：您如何看待公众对于(duìyú)发现抗战文物的贡献？

刘卫东：文物(wénwù)普查由政府主导，但离不开群众的参与。我们常见的文保(wénbǎo)志愿者，主要在博物馆(bówùguǎn)中提供讲解服务，但还有些人默默奔走于(yú)山野之中，探寻鲜为人知(xiǎnwéirénzhī)的历史遗迹。近十年来，在政府部门积极引导下，全社会的文保意识普遍增强，很多文保志愿者经过不懈地发掘，让(ràng)更多与抗战相关的文物浮出水面。他们凭借善于发现的眼睛和持之以恒的探寻精神，成为文物普查中一股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