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，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
佛教传入中国，佛教中国化，对丰富和繁荣(fánróng)中华文化影响深远。近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(xīn)发现”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，进一步实证并展示了(le)自(zì)汉至唐，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。 这座古代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(guāngcǎi)？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(gùshì)？ 双塔见证千年(qiānnián)佛寺变迁 莫尔寺遗址，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。最显眼(xiǎnyǎn)的(de)是两座土坯佛塔，一圆一方，遥遥望去，如两枚巨大(jùdà)印章盖在苍茫荒原上。 “莫尔”，在当地(dāngdì)少数民族语言里是“烟囱”的(de)意思，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，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复原模型全景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供图(gōngtú)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、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，千年来虽饱受风雨侵蚀，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(hòu)被冲下的泥土持续包覆，得以保存(bǎocún)至今。 自2019年(nián)开启考古项目以来，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，从地面上(shàng)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，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，地表仅能(jǐnnéng)见到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。但发掘(fājué)不到半个月，第一座僧房出现，让考古团队(tuánduì)看到希望，“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 这是(zhèshì)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布局示意图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6年间，在考古人员手铲下，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、厨房、储物间、餐厅等建筑纷纷(fēnfēn)浮出地面。共发掘(fājué)4600平方米面积，发现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(gòngjì)62个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道，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(wénwù)和文物残片。 “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，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、犍(jiān)陀罗、中亚、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(yuánsù)。”肖小勇介绍。 新疆喀什，古称疏勒(shūlè)，地处丝绸之路南、北两道交汇处(jiāohuìchù)，各色文化艺术在此地融合荟萃。 肖小勇介绍，莫尔佛塔(fótǎ)（圆塔）是高覆钵式土坯塔，采用犍陀罗传统的(de)窣堵波(dǔbō)样式，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，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。相隔约60米(mǐ)，由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（方塔），台基边长39.36米，仅比位于河北的、东魏(dōngwèi)北齐(běiqí)时期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，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（资料照片(zhàopiān)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(gōngtú)） 一圆一方，风格迥异，两座(liǎngzuò)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。 “公元1-3世纪(shìjì)，以圆塔为(wèi)中心(zhōngxīn)，附近和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，公元4世纪以后，遗址的礼拜中心变为塔、殿并重，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，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和方塔(fāngtǎ)等。10世纪上半叶，寺院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。”肖小勇介绍(jièshào)，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，可(kě)看出中华文化(wénhuà)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，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。 探索(tànsuǒ)地面佛寺起源的实证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(niándài)最早、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、保存较完整的(de)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，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(kòngbái)，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(géjú)，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(cáiliào)。 佛教诞生于(yú)印度(yìndù)，传入(chuánrù)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，主流观点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，从于阗或疏勒传入。文献记载，西去(qù)求法的高僧，无论是法显、还是玄奘，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，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，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，残存于游记、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(liúgěi)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 因此，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，由佛塔、佛殿(fódiàn)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、高等级(gāoděngjí)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。 一百多年前，该(gāi)遗址因被掠夺等(děng)原因，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。此后，在我国第二(dìèr)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，但遗址范围、布局、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 自2018年新疆考古纳入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(xiàngmù)以来，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(lièrù)“新疆多元(duōyuán)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”课题(kètí)，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。 2019年7月，考古工作队员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供图(gōngtú)）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，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(yícún)，再次回归人们(rénmen)的视野。 动物骨骼鉴定(jiàndìng)显示主要为羊(yáng)、黄牛和马骨，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(de)记载；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；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，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(gèng)丰富，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。 “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，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(jìzǎi)得出的认识，而(ér)莫尔寺考古系列碳14数据(shùjù)结合遗迹遗物(yíwù)，提供了考古证据：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。 古刹探源续写(xùxiě)交融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，以(yǐ)海量文物为线索，完成历史拼图，挖掘(wājué)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在继续。 在已出土(chūtǔ)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，有大量石膏佛像(fóxiàng)残块，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，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；结合古籍记载，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钱币(qiánbì)、泥瓦、贴金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，莫尔寺遗址长方形(chángfāngxíng)大佛殿很(hěn)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 这是新疆喀什(kāshí)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、手部(shǒubù)残片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文献(wénxiàn)记载，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，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(dōu)兴建，“疏勒亦有汉大云寺，有一汉僧住持，即是㟭州人士(rénshì)”。李文瑛介绍，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，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，为保障(bǎozhàng)社会政治经济文化，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(fāzhǎn)奠定了重要基础。 肖小勇认为，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，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(chuánbō)中心，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(de)地方，继而(jìér)向中原地区传播，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。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，专家有了(le)更多发现。 肖小勇认为，莫尔寺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。此外，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.2公里(gōnglǐ)的汗诺依古城遗址，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，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(shíkū)等，进一步(jìnyíbù)说明(shuōmíng)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、经济(jīngjì)和文化中心。 2024年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小台地北部建筑、排水沟(páishuǐgōu)遗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2024年(nián)10月,《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获(huò)国家文物局批复，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日程。 成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后，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，搭乘南疆火车的(de)旅客(lǚkè)，得知途经(tújīng)莫尔村附近时，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说，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，全面(quánmiàn)、准确阐释其历史文化(wénhuà)价值，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，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、研究、展示等(děng)为一体(yītǐ)的功能，成为(chéngwéi)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 文字记者：潘莹(pānyíng)、张瑜 统筹：孙闻、李欢(lǐhuān)、郭昱、冯筱晴